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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能否迎来春暖花开?

发布时间:2019年02月14日 浏览次数:199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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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小微企业而言,或许会经历料峭春寒,但也终将迎来春暖花开。金融服务既是企业正常运行的“防冻液”,更是推陈出新的“营养剂”。新春佳节,多位在假期里仍对中国经济、小微企业发展保持思考的金融界大咖,分享了他们对企业融资环境的展望。


“今年对小微企业而言是值得期待的”

“在我看来,2019年对于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来说,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年。”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是天津人,春节,对于这位睁开眼就要为众多人与事负责的老总而言,是难得的休息时光,但惯性使然,他无法停止思考。

“说这一年值得期待,原因有几个:一是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会越来越高,有些人说,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都要过冬,但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创投回报的历史数据都说明一件事儿,那就是冬天里的好项目特别多,如果能佐以长期、耐心的资本,新经济的崛起是非常可期的,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中国市场上的短视、过度炒作现象;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资产(即数字化的交易信息、运营信息等),可以大幅降低传统金融过去在服务小微企业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门槛,而网贷、互联网金融在其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一句话,唐宁对未来充满信心。

“去年,我们讨论过很多次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世界性难题的策略问题,其实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我个人认为,主要的解决之道重点是坚决调整产业结构,继续供给侧改革,脱虚向实,切实改善融资环境。”飞贷金融科技董事长唐侠也是个大忙人。去年,因为在金融科技服务小微企业方面的实践,唐侠的企业还在世界银行的评选中拿了奖。在他看来,发展小微企业对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但也相对有点复杂,着力点应该围绕政策切实落实、切实减免税费和改善融资环境展开,其中,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尤为重要:“融资难的问题用科技能助力,这一点中国已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但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策+资源+技术多方联动才能达成成果。面对旺盛的金融需求,市场还应该有效整合资源并大胆尝试新的金融科技;国家金融体系有巨大资源,但又害怕政策多变,且又没有金融科技手段;金融科技公司有技术,但又没有好的政策使它可以参与到资源的整合之中。政策、资源和技术三者的完美结合,这才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世界难题的根本之道!飞贷金融科技正在这条道路上艰难地努力前行。”


▶破解世界性难题,中国赢面很大

北京人过春节,迎宾待客礼数很多,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会常委安庭为了安排采访时间,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

“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优化小微企业目前的生存现状和需要改进的点,包括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解决,应从两个层面来看:从国家战略来看,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先手棋’,所影响的已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这是国家战略的切入点,是和每一个企业都有关联;从企业层面来说,优化营商环境以来,特别是在‘放管服’具体施策条件下,我们国家实现企业减负达1万亿元之巨,还应该再减,让企业能够更多地得到实惠,那么减下来的这笔钱,我相信许多企业都会用来再投资、再兴业,甚至是再创新、再创业。”而展望未来,安庭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打造“亲”“清”政商环境。细化完善有关涉企涉商工作细则,为政企政商划定“等距离”交往的标准和边界,同时更加注意解决“不愿为和不敢为”的问题。全面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的工作机制。

第二,建立低成本的健康竞争环境。应大幅度降低小微企业的税收和用工成本,鼓励支持应届大学毕业生到非公企业工作。

第三,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建立小微企业互助贷款风险补偿担保基金。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也是老北京,因为迎来送往时间不可控,他对采访时间的建议是别太早。

“实体经济发展最主要是创造自我生长的环境。过去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主要强调提升个体竞争力,但时间长了我们发现,市场对于企业的考察往往是整体性的,而过度强调个体,就难以避免赢了一个、输了一片的情况。当然,竞争就是优胜劣汰,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优的更多一些,绝大多数良的企业生存成本降低一下,成为优的后备军,同时为社会解决就业问题。”白明开宗明义。

在他看来,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很多人认为尤努斯在孟加拉的实践为相似案例找到了答案,白明也去过孟加拉,在他看来,中国现在在融资难融资贵这个世界性难题上的破题,比孟加拉还要成熟得多:“尤努斯在乡村进行的小微贷款让很多女性获得了就业机会,但孟加拉的经济实力和中国又没法比,我们应更多发挥产业链的集体优势,因为产业链上有园区,有企业,在国际国内分工中有位置,通过市场方式,让金融与企业之间进行良性合作。”


实现从“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变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很想谈谈货币政策话题,事实上,为了这个话题的交流,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节前已经约了很多次了。

“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四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同时通过相关货币政策操作工作,加大对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2019年1月2日,央行调整了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标准,1月4日实施了全面降准,整个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日前,美联储有意放缓甚至暂停加息进程,也为我国货币政策进一步调整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央行将可能综合运用各种工具,采取不同价格和期限的政策组合,加大对市场流动性的适时调控,继续实施定向降准的可能性也比较大,预计全年降准2—3次。”董希淼打开了话匣子。

在连续多次降准和公开市场操作之后,流动性已经较为充裕,而如何实现从“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变,货币政策传导是重要的环节。因此,将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使流动性能够更有效率地注入实体企业。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创新产品和服务,畅通直接融资渠道,加大对关系国计民生重点领域、金融薄弱环节等支持;要进一步完善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打消基层机构和从业人员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顾虑。

要做到宽信用,不那么容易。但在董希淼看来,宽信用这件事有点难是正常的,信用不能太宽,因为有些教训还在眼前。

他同时表示,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加强对小微和民营企业的支持和服务,应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既要解决“不敢贷”“不愿贷”问题,又要防止出现“硬给贷”“非给贷”现象;应尽量减少强制性、“一刀切”的措施,尊重微观市场主体自主经营权利,不直接介入具体的企业和项目。

“金融机构要在掌握企业经营情况和融资需求的基础上,将资源配置到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探索长效机制,通过优化流程、创新产品等来提升对小微企业的服务。尤其是要防止地方政府以贯彻落实政策为由,将不符合信贷基本条件的政府融资平台和僵尸企业强行塞给银行;要防止部分小微和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低成本贷款后,将资金违规转入房地产公司和民间借贷市场。”董希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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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民政协报财经周刊(文/本报记者 崔吕萍)